制，周恩来搬出当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一些观点，强调六大开始注意红军和武装革命功不可没。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对六大基本予以肯定。毕竟斯大林在中共六大期间多次接见过周恩来，对中共六大极为关注，贸然否定六大，不可避免将引起斯大林的怀疑。于是，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的党内历史老资格，教训王明、博古等人，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自己是迄今仅有的六大选出的几名中央委员之一。
其二，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是否合法问题。在1943年秋以后，随着毛泽东、刘少奇、康生等对王明、博古、周恩来批判的调子愈来愈高，在中共领导层内已出现王明、博古是内奸，是专门来破坏中共的论调。王明、博古似乎马上面临被捕的局面。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尽性地斥骂王明、博古及其后台——1938年已被斯大林枪毙的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在这种气氛下，由米夫一手策划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及由博古、周恩来在江西苏区召开的五中全会，就开始被认为是非法篡权会议。但是，在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经周密思考，最后决定将王明、博古仍视为党内问题（不再认为是内奸），承认四中、五中全会均为合法会议。米夫虽被斯大林处死，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借沟出水，将被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四中及五中全会乘机指为非法。如果把长期在莫斯科工作、斯大林对之较为熟悉的王明等人指为敌人，则又走得太远，特别是在眼下中共还需斯大林支持的时刻。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历史决议》圆满完成。从此，它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一个对付党内同僚的“紧箍咒”，在1949年后为毛的每一个政治斗争服务，一直到1966年刘少奇倒台，才从《毛泽东选集》中撤出《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的完成是毛泽东胜利大进军的一个路标，毛无惊无险，就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化为新党史的样本。
毛泽东在加紧修订《历史决议》的同时，重建中央机构的工程也在抓紧进行。
重建中央领导机构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调整中央书记处的格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采用非常手段冻结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部份权力。1943年3月，在周恩来等缺席的情况下，又对中央书记处实行重大改组，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的书记处成员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继续保留书记职务，加上新任书记刘少奇、任弼时，中央书记处只有三人。对这种情况，尽管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口不敢言，但长期以往毕竟难以服众。尤其在周恩来等已返回延安、对以往过错作了全面检讨并表态全力拥护毛泽东后，再将周恩来排斥于最高领导层之外，似多有不妥。
调整中央书记处也和整风、审干已进入后期扫尾阶段有关。现在一度代行政治局、书记处功能的中央总学委已完成使命，随着甄别阶段的到来，客观上也要求恢复党的日常领导机构的正常运作。
最后，抗战即将胜利，中共将面临新的复杂形势，也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建全党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随着抗战期间中共力量的急剧增长和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中共马上要迎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需要全党上下一心，一致对外，显然，1943年的中央格局已不能适应目前党所面临的形势和新的任务。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幕之时宣布，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人组成主席团，代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权。此五人主席团实际就是延安整风后新产生的中共最高领导核心，也是未来中共七大新组成的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
在这五人领导层中，毛泽东是主宰全局的领袖，刘少奇是仅次于毛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周恩来位居第三，朱德作为红军和八路军总司令，其中央书记的职务在很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任弼时自1940年进入核心层后全力支持毛，1943年成为三人书记处成员，现在继续保留中央书记的职务。
至此，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达到的改组中共最高核心层的目标已经完成大半，下一步就是在中共七大上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十五章 “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五 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公开检讨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的，所有代表的笔记本在当天会议结束后都须编号上交中央办公厅保管。全程参加会议的外国人只有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即野坂参三）仅参加了部份会议。
中共七大以毛泽东的胜利而载入史册，毛泽东昔日的政治对手及一批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干部，在大会的讲台上相继对自己的错误向全党和毛泽东作出检讨。毛泽东鼓动那些具有雄厚革命经历的党的负责人在全党面前公开认错，有极现实的意义：彼等的检讨一则证明毛之正确，二则用他们自己的嘴清除或削弱彼等在党内之广泛影响，树立毛的领袖地位的绝对权威，第三，毛从此手握批评之主动权，可随时给“犯错误”的干部念“紧箍咒”，使其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第四，以此向斯大林表明毛所作所为光明正大，被批判的干部已心悦诚服，毛是当之无愧的中共领袖。
王明本属应予检讨的头号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参加全程的会议。王明本来要向大会请假，毛泽东亲自上门劝说，请王明务必参加大会的开幕式。于是，王明被担架抬着送入会场，以显示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空前团结。1
1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70-71、157。
在七大召开前夕的1945年4月20日，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的“帮助”，王明向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交出长篇书面检讨，他表示接受《历史决议》对自己的全部批判，并且声称将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服从毛泽东的领导。王明以后宣称，当年他的检讨是被迫的。他说，一些前去探望他的同志劝他作出检讨，并列举理由：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可以申诉自己的意见了……如果你拒绝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反正七大也能通过类似的决议，如果那时你再不服从，就会把你开除出党，那时要进行斗争就更加困难了……。1显然，王明是抱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心理被迫承认“错误”的。
博古是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的“教条宗派集团”的首要人物。1945年5月3 日，博古向大会做长篇检讨。他流着眼泪对自己作了全盘否定和鞭挞（在前不久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博古的“思想还搞不通”）。博古在大会发言中，以自己的错误、荒谬和对革命带来的危害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与正确。
在博古之前，5月2日，张闻天也在大会作公开检讨。张闻天作为“教条宗派集团”的骨干，自然是罪责难逃。张闻天的检讨采用对比法，以自己为错误的一方，以毛泽东为正确的一方，全盘否定自己，在对比中几乎用尽所有贬义词汇，痛责自己的愚蠢、狂妄、肤浅和食洋不化。张闻天表示从此要“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来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
张闻天的检讨堪称“新我”战胜“旧我”，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一个样本，也是将自我谴责与歌颂毛泽东相结合的一个范例。他首先将自己形容成一个对革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贯给革命造成危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本没有资格担任领导，只是被“超级的提拔”才进入中央领导机构。
张闻天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骄傲态度，曾经妨碍了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关于我过去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尖锐与深刻的批评，使我的骄病有了转机。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于我的帮助。……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从我自己的身上撕去一切用虚假的“面子”与“威信”所织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一切丑相；我曾经必须打倒把我高悬在半空中的“地位”与“头衔”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从天上直摔到地下。……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悄悄地在斗争中占了上风。
张闻天继续说：（毛泽东是一切方面的模范，）他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们又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
张闻天表示，他是一个坏思想、坏作风根深蒂固的人，“你们如果轻易相信我，你们可能犯错误”。张闻天恳求毛泽东继续“帮助”、“改造”他，他自己则要“赎罪于万一”！2
在博古、张闻天之后，杨尚昆、朱瑞等被划入“教条宗派”的领导干部，在大会发言中也都对自己以往所犯错误表示忏悔。
1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70-71、157。
2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共党史资料》第53辑，页15-16、8-9。
周恩来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在七大开幕式的演说和4月30日向大会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都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也分别就自己所负责的工作中的错误各自作了检讨。彭德怀在4月30日的大会发言中还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将自我检讨与歌颂毛泽东结合起来。他说：华北抗战八年所取得的成绩，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中央的许多具体指示规定是分不开的，与朱德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有赖于华北党的长期斗争历史和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1
中共领导干部在七大上做公开检讨是被精心安排的。做检讨的人无非是两类人，一类为留苏干部，即“教条宗派”分子，另一类为中共老干部，即“经验宗派”分子。毛泽东的亲信均不在做检讨之列。
康生在七大期间是一个备受代表们瞩目的人物。与会代表中一些人曾在审干、抢救运动中蒙受打击，现在他们都得到甄别，党也承认在抢救运动中出现过偏差，因此他们都迫切希望康生能在大会上对此问题作出检讨。然而这些干部的愿望注定要落空，因为康生的所作所为皆为毛泽东所批准，他不认为自己有何过错，毛泽东也不愿看到康生在七大会议上受到指责。
大会本来计划安排康生做审干、反特斗争的报告，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以七大应解决党在当前斗争中的任务为由，取消了康生的报告，改由他在大会作发言。
5月2日，康生在七大第六次会议上作对毛泽东政治报告的认识和两年多反奸工作经验教训的发言。康生在发言中未作一字的自我批评，引起与会者的强烈不满，毛、刘于是专门安排曾积极参与领导中央党校审干的原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在大会作专题发言。
5月11日，古大存在七大第十次会议上作广东党在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就势大谈审干的必要性。古大存强调，审干十分重要，有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而这些错误是在正确路线上，并且已经改正，因此不必死抓住这点去做口实。古大存称，在抢救运动中，边区老百姓的政治警惕性提高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破产了，这就是说党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古大存在发言中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粤北省委被国民党破坏的教训（1944年被国民党破获，南委副书记张文彬遭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南委负责人涂振农被捕叛变），强调必须加强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警惕。他批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的同志不能正确地对待党的审查，他说，有些同志因审干受到冲击而对审干表现的那样愤慨。古大存指责道，这些人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袒护嫌疑分子，这里骂，那里骂，操他娘×你妈，他们为什么不痛恨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不去想一想那些牺牲的同志，却因个人情绪受一点刺激就永世不忘呢？！至于南委和粤北省委被破坏，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过大后方提起过这个沉痛的教训，使我们的同志们以后从这个教训里面去警惕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呢？没有！2